Willowbank Report: Consultation on Gospel and Culture (LOP2). 1978. Wheaton: The La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近代對華人基督教宣教上影響甚大的「洛桑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sm, 1974) , 會後成立頗多研究小組,其中之一的後續報告書 The Willowbank Report (1978) 及其第8點 Church and Culture ,値得反思。

該報告闡釋,「本色」(indigeneity) 是各宣教區教會長大至成熟的必經階段,當差會將全部責任轉交 當地教會, 就是功成身退「安樂死」之時(the euthanasia of the mission)。第8點亦從一些現實處境出 發作分析: 本色化確有其必要,但不容走向消極, 以致生出不合乎神學的狹隘主義 (provincialism) , 如只用自身的文化媒介藉舞蹈、唱歌、慶祝等表達,或會造成對自己文化傳統的絕對化;若教會撤 退至自身文化而與各地教會「斷交」,便會變成信徒得了自由卻自陷另類捆綁(bondage) 中。信徒要 有歡迎其他文化的客旅心胸,培養自己成為雙重或多重文化的傳人(bi-cultural and even a multi- cultural existence)。

因此,神學上的帝國主義(theological imperialism)或神學上狹隘主義(theological provincialism)都要 避免,不要輸出西方教會的神學爭論到宣教工場, 但也要讓後者認識教義爭論的歷史, 以免他們在 成長期間重蹈覆轍。

明顯地, 「本色化」是早期向第三世界宣教的一種神學思考。這性質的思考範圍是佈道方法和果效、 教會建立和運作,不涉及關懷當地社會, 亦少涉及西方神學內容的「改寫」(只是避開引入一些神學 爭拗,或宣教士只簡化地教自身的神學觀點), 關注點是福音作為一種建制的移植(由差會轉到本土 教會)。當宣教士面對其視為低級的文化宣教對象如土著、 文盲等, 往往便不須要思考福音與文化 的關係問題; 最佳的模式就是將福音伴隨的生活方式(滲有西方文化), 整體取代「落後」的文化, 看 似宣教地區的文化基督化, 實質此基督化也加上西方文化成份。

基督教在中國被稱為洋教,是昔日寫照、今日警惕和日後避免的宣教大學問。這報告書的一番研討, 發人深省。


Theological Education Fund. 1972. Ministry in Context: The Third Mandate Programme of the Theological Education Fund (1970-77). Bromley, Kent, UK: New Life Press.

這是普世教會協會(WCC)檢討第三世界神學教育的劃時代文件。撰寫此文件的五位不同國籍成 員, 以 Shoki Coe(黃彰輝)為領導而被學術界以黃氏為此文件的作者。Shoki Coe 是台灣本土人, 生 於日據時期而得此日本身分; 二戰後他在國民黨治下改中文名黃彰輝, 而不是以其台語稱呼 Ng chionghui 作為自己身分。這文件不是以台灣而是以福爾摩沙(Formosa)這含有自主權的地名提述。 他下半生是以政治流亡者身分長居英國, 領導「台灣基督徒自決運動——Formosa Christian for Self-determination」。

黃氏開宗明義的表示,「處境化」有別於過往常用、並為人熟悉的 「本色化」:「前者重視第三世界 的特殊境況,後者傾向以傳統文化回應福音。」(Contextualization has to do with how we assess the peculiarity of third world contexts. Indigenization tends to be used in the sense of responding to the Gospel in terms of a traditional culture.) 黃氏表明處境化不應忽略本色化的傳統文化一面,而應添加俗世進 程、科技文明和公義爭取(the process of secularity, technology, and the struggle for human justice) 三方面元素。(TEF 1972: 20)

黃氏續稱,真正的處境化是帶有先知性的對應性質, 因而令到處境化成為一個動態而非靜態的進程, 成為因處境而不斷改變的神學(theology of change)。(TEF 1972: 20)5

黃氏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創建這處境化的術語, 實質上不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之後,眾所周知, 第三世界脫離殖民地獨立運動隨即展開, 此種政治上獨立意識也啓動了神學上獨 立。從現實處境而言, 福音的宣講在「脫殖」過程中, 更多由本地人而不是由西教士擔任; 在一些 素來西化程度不深的國家如中國,脫殖顯然形同「脫西」。

香港因長期處身英國殖民地,使基督教西化較深。因此「脫西」在「洋化」的香港比在中國難得多。 這份文件披帶福爾摩沙的背景,為西方主導的 WCC 宣教路線建言,對近半世紀後政治動盪下的香 港基督徒所擁抱的「公義爭取」(上述三元素之一),起了尋根作用但宜有更深入的處境研判,否則 香港基督徒就會陷入以政治為救恩的迷失。


Bosch, David Jacobus. 1991. 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 Maryknoll: Orbis Books.

Bosch, David Jacobus. 2004.《更新變化的宣教:宣教神學的典範變遷》。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即上 書中文版)

備受福音派與普世派尊重的宣教學者David J. Bosch(1929-1992)1991年的名著。此書透析歷史,詳論 處境神學。它是將聖經與社會科學(socialscience)結合, 主要是關注窮人和受排擠者(preferentialfor the poor); 這模式一反過往(西方)神學將聖經與哲學(尤其是認識論 epistemology)結合, 適合較高 學歷人士。(Bosch 2004: 571)

處境神學是一種新的神學上的認識論,不再以世界為一靜止形上層次的(metaphysical)對象予以解 釋,而是以世界的變遷(change)為出發點創發神學。傳統神學強調真理不變的正信(orthodoxy), 處境 神學重視真理踐現的正行(orthopraxy), 就是從實踐(praxis)真理過程中尋出正確的神學,而成為一種 doing theology。獲紐約的協和神學院博士、阿根廷循道會神學家 Jose Miguez Bonino(1924-2012) , 在其名著Doing Theology in a Revolutionary Situation(1975)稱:「除了藉著參與歷史來改變世界這個 行動本身外,無知識可言。」(No knowledge except in action itself,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the world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history.”(Bosch 2004: 572-573 / Bosch 1991: 425)

作者指出,從1800年至1950年間, 更正教幾乎是「無處境化的時代」(eraofnon-contextualization), 天主教也相近, 兩者的神學在向第三世界宣教時是定型的、本質不變(defined once for all), 只需本 色化。西方一套神學居主導地位而普世有效(Western theology had universal validity, not least since itwasthedominanttheology)。福音派的資深宣教學者 HarvieM.Conn 亦有如此觀察, 他稱基督教 信仰是建立在永恆不變的(eternal, unalterable)真理上, 是最後的定型(in its final form)。雖然更正 教不以傳統和信經等同聖經地位,但十六世紀後更正教制定的信仰宣言(confessions)亦被看成具有 普世性, 在各時各地都有效而不須修改,藉宣教輸往第三世界的年輕教會。(Bosch 2004: 576-577 / Bosch 1991: 427)

歷史上,西方宣教士已把西方處境化了的神學提升至福音的權威地位,「強銷」他國; 處境神學家也 一度把自身的神學立場普世化(尤其向東亞強推), 變成一種對第三世界而言是再乘戰艦而來的、 新式的「帝國主義神學」(newimperialismintheology), 而核心仍是昔日的西方帝國主義神學。(Bosch 1991: 427-428)

Bosch在書中不少論述發人深省,是歷史神學結合宣教學的佳作,對中華民族的Doing Theology甚具 參考價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