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系列2：從本色化到處境化尋真理
徐濟時 牧師/博士
中華神學研究中心顧問（學術策劃）
在教育科技水平提高的今天，信徒、非信徒可在網上付費甚至免費「讀神學聽講座」，在聖經／神學上「拍得住」牧者的人有增無減。教會講壇（包括主日學）要提高水平以滿足尋道的人，但大家仍不知「此路不通」。先講一個故事：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讀（西式）神學，畢業不久再讀中國哲學，以求「中西平衡」。初次上新儒學掌門人牟宗三的課，他突問我這個新丁本科讀甚麼，老人家得知我讀神學就興致勃勃，大談基督教天主教。我聽後方明白他如何外行，因為他只拿「基要派」譏評，只能怪那時充斥既洋化又反智的基督教。到今天，「洋教」依舊濃烈，聖經／神學研究不再反智、但仍偏限於西洋的興趣、觀點和方法論，又怎能與我們深入會通？
原來，脫洋教之風推「本色化」（Indigenization），起自西人的「自我批判」，先由重視宣教的學者發動本色神學思考（這方面華人差會一直少關注）。十九世紀起，歐英美宣教士積極在宣教工場設立教會，隨即面對教堂建築形式、崇拜禮儀、聖職人員服式、樂器使用、詩歌曲調、行政組織等一連串問題。初期的解決方法，是照搬西方一套到世界各地新植的堂會，不加任何修改。來華英國宣教士Roland Allen（1868-1947）率先提出在宣教工場創立的教會邁向自養（self-supporting）、自治（self-governing）和自傳（self-propagating）本色化，但皆屬外在／表層方面「轉色」。此一論點在1974年福音派「洛桑大會」後續報告書The Willowbank Report（1978）受到肯定，只指出本色化不容走向不合乎神學的狹隘主義（Provincialism） — 如高舉自身的文化如舞蹈、唱歌、慶祝等，做成對自己文化傳統絕對化。
洛桑運動亦採納當時普世派提議，以更深廣的「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代替本色化，但要慎防處境化異化成混合主義（syncretism）、將聖經真理與宣教工場的異教文化相混（mixture）。自此，神學的處境化漸見於福音派著作。
原來，享負盛名的宣教人類學家Paul Hiebert指出：更正教從1800 至1950 年間幾乎是「無處境化的時代」（era of non-contextualization），天主教也近於此；兩教的神學在向第三世界宣教時是定型本質不變的（只需本色化就足夠），西方那居於主導的神學（the dominant theology）普世有效。福音派資深宣教學者Harvie M. Conn更稱基督教信仰是建立在永恆不變的真理上，是已經最後定形（in its final form）。宣教史權威學者David Bosch揭示，更正教制定次於聖經的信仰宣言也被看成具有普世性、何時各地都有效而不需修改，要藉宣教外銷到第三世界的教會。這些西方觀點，一直主導華人教會的信仰認定，不敢越雷池半步。
在這背景下，香港回歸在「貼身」的政治處境出現範式轉移，慣於緊守西方（不變）道統的神學工作者和教牧，一方面不好於信仰本色化，另一方面懼怕於處境化淪為「搞政治」而不多思考，結果2014年和2019年兩次社會動盪使毫無預備的教會陷入兩極分比。不少教內人士實是「忽然政治」，簡單採納社會輿論為己用、造成上述真理與文化（政見）相混的情況，又或挪用二戰處境、中南美洲處境的神學作應對；教內人士既不學用處境神學那一套doing theology方法應對香港變遷，就陷入類型化思考跟港人玩「紅黃藍分色」而已。結果，先知聲音難聞於公共媒體，處境神學少見於教內報刊，較多的回應就是別離香港這一處境。
聖經之道，不是死記教義「一套神學」、不是死守規條「一套律法」（如十誡）。聖經是記錄人在千變萬化處境中，遵行真理（宗教道德為主）的見證集；聖經的故事和教訓，往往包含一個空間予後人作處境神學（做神學／doing theology），活出真理。下舉數例：
以馬忤斯的路上，復活主當日向兩個門徒顯現，先問他們「彼此談論的是什麼事呢？」聽過他們說出當日連串發生的奇事，主才答他們：「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路24:17, 25-27）主耶穌按著同胞要自己「政治上身」的處境，作到位的講解，是一回應式神學，並非一套內容既定的「復活節標準神學」。後者往往是我們學道的模式並止於此（緊記死守）。
保羅以哥林多前書八至十章教導吃拜偶像食物是「一種處境下可吃、三種處境下不可吃」。這三章的教導好像不跟耶路撒冷大會定下予眾教會「禁戒（吃）祭偶像的物」（徒15:20, 29；16:4）。或許，哥林多教會遇見的處境問題是：市上所能買到的肉都是祭過偶像的，那麼按耶路撒冷大會的規定就買不到「潔淨的」肉來吃。因此，大會上使徒的議決，顯然留下了處境性空間（非定死而不容變）予保羅靈活教導。
該大會另一議決「禁止姦淫」，也值得討論。古代十誡的「不可姦淫」狹指「禁婚後通姦」，確是足夠處理古代（包括新約）社會那較簡單的性倫理處境。但到了二十世紀下旬性革命處境，那遍在西方社會的一夜情、婚前性行為、隨意離婚再婚、多元性傾向「婚姻」等涉及寬鬆廣義的姦淫，令十誡這一條的原本應用（只禁婚後通姦）面臨當代嚴峻挑戰。在宣教案例中，非洲的酋長普遍多妻成風，當酋長信主後，如何處置他多個妻子以符合「不可姦淫」？在倫理案例中也有經典的一個，就是二戰時囚於集中營一位已婚信徒，為了能出獄與家人團聚，引誘一位德軍與她通姦至受孕，以致可按營規「有孕放監」獲釋，否則她可能要困死在集中營。如此，她是否犯了十誡？這兩例未必有經文可引，但必有真理可據。
這些例釋，說明處境神學就是在挑戰信仰的各種處境，尋覓「屬靈空間」，找出真理遵行。（歡迎您進入中華神學研究中心網頁，瀏覽《研究季報》第10期本人示範處境神學一篇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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