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 中華神學研究中心

中國基督教與新時代神學反省

景教碑記載第一位基督教宣教士來華，「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令傳授。」時為西元635年。從景教來華算起，基督教傳入中國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然而經過唐代和清初兩次政府的全面消滅；直到基督新教馬禮遜1807年來華，二十多年只帶了十人受洗，至1842年之後才正式大規模傳入。基督新教至今有二百年的歷史，其間多次受到政府與文化的排斥，但到二十一世紀已有數千萬至一億信徒了。

在西方歷史裡，基督教興起曾經受到羅馬帝國的多次迫害，也被希臘羅馬的主流文化排斥。自基督復活後，無數信徒經流血犧牲，把福音深入人群之中。到第一世紀末，使徒時代之後，基督教就進入了神學反省活躍的「教父時代」；這個時代是基督教融入希臘羅馬文化的偉大過程，並因此使基督教生根於西方文化，不但不被排斥，且已成為西方文化不可分的精神資源和價值元素。

中國基督教也反省到融入中國文化問題，早在十九世紀後期，已有些具學養的中國基督徒反省中國文化與信仰的融合問題，散見於當時的《教會新報》與《萬國公報》，如張更生、劉常惺、鄭雨人等^[1]。他們發表的文章雖未算正規神學著作，但也初步觸及神學問題，是中華神學的最早反省。經過二十世紀頭五十年種種國難和內戰，中國基督教開始有更多神學反省，如趙紫宸、賈玉銘、徐寶謙、張亦鏡等人都作出努力^[2]。

二十世紀後五十年，1949年至1979年中國大陸的神學研究空間收窄，中華神學反省多在海外，有更多系統性的理論嘗試；中國改革開放後，大陸教會也大大發展，產生了一批基督徒知識份子，開始作出神學反省。如今中國基督教已有根基，全球華人信徒最低估計超過三千萬，最高估計有一億多。中國本身經濟與社會高速發展，GDP成為全球第二，中國文化的價值正在全面復興。同時，社會產生很多新問題，貧富差距正在拉遠，龐大的弱勢階層急需關懷，如何建立公義、廉潔社會及有仁愛與道德的人間，是迫切問題。中華民族仍在艱苦前進，在這全新的處境下，中國基督教須尋索其在二十一世紀中國民族文化中的新定位，包括以下三個反思的大方向:

1. 如何在新世紀尊重、承擔、檢討和更新中國文化

今日中國文化傳統價值在中國本土正在復興、重整與更新當中，要融會和吸收馬克思主義、西方傳統價值、後現代文化及基督教精神等，企求吸收世界文化的優秀價值，以建立後後現代的中國文化。

基督教在此須深入而正確地瞭解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包括哲學、文學、藝術、歷史等，通過深度的體會、欣賞、肯定、檢討、並加以超越的反省，使中國文化成為神學思想的資源，尋索信仰生根中國之道，回答中國人所問的獨特神學問題；並且在堅持聖經核心真理的同時，以中國思維的方式去消化信仰的基要真道，以中國的方法和課題重新架構，建立適切於中國人心靈的神學框架。此中既要參照西方神學，更要擺脫西方神學的希臘、羅馬及啟蒙運動的思想方法和框架。

一個用中國心靈消化的基督教神學，既從基督教文化傳統充份瞭解西方精神優秀之處，又完全體會中國境界的深度，可以成為橋樑，溝通中西，帶來兩大文明的彼此參照。同時，基督教神學也投入中國文化的重建與更新，建造一個深度的新中國文化，其中能融合基督那公平正義、超越反省及無條件愛眾生的精神。

2. 如何承擔民族的命運

中國人在近現代歷史中經歷深重的「文化創傷」^[3]，因著百多年的苦難，故民族在回應現實挑戰時常有不合常理的反應，如義和團之亂、軍閥內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改革後的商業騙局、官員貪腐等。中國基督徒須像基督道成肉身進入人間一樣，以恒久的忍耐、寬諒和愛心，去醫治民族的內在創傷，協助中華民族重建信心、盼望與愛心。

中國基督徒應深入而全面地瞭解中國近現代歷史，對中華民族的苦難有體會，對其發展的命運有承擔，面對當前歷史的新契機，進行神學反思，探討信仰與現實歷史的關係，特別是「天國」的神學意義，如何落實為以仁愛美善去貢獻中華民族之道。中國基督徒不但要傳福音，也須以「天國」公民身份，成為有道德的現世公民，投身于當前這歷史，與中國人同行，瞭解和分擔民間的疾苦，提供各種改進的建議給政府，協助改革走得更為完善。

3. 如何與當前中國社會相適應，關愛每一個人

因中國急速發展時，產生社會上很多難題，中國財富大大增加，但貧富差距也擴大，貧富懸殊隱含衝突的危機。中國社會的處境，一方面是農村與城市民工形成龐大的弱勢階層，貧困與不平帶來很多苦痛，另一方面是世俗化社會形成貪婪與自私的文化，富裕與中產階層心靈空虛，社會權貴在道德上鮮廉寡恥，這都形成發展中的危機。

中國基督教須在嚴峻的社會現場中作「道成肉身」的神學反省，以行動去實踐基督那無條件的愛，去關懷扶持貧困弱勢者，以崇高的品格去建造社會的道德，對當前中國社會的精神和物質需要提供支援。

這三大方向，在過去的宣教士都有過努力，第一個是利瑪竇的模式：尊重文化，第二個是李提摩太的模式：承擔和改革民族困境，第三是戴德生的模式：與困苦者同行，見一個中國人，愛一個中國人^[4]。今日這三大模式需綜合，以基督徒的投入，去達至中華文化的更新。

這也是我與一團隊有愛心的人在1994年成立「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之動力，「文更」奮鬥二十六年，理想是盼望基督教能與中國文化和好，也能全面貢獻當代中國的發展，以愛的行動醫治歷史創傷，以尊重和對話來更新中華文化。十多年來投身參與中國的發展，出版了100多期《文化中國》，建立學術文化對話的平臺，也進入貧困農村和城市民工中，瞭解民間疾苦，到2020年已資助了一萬多位貧寒學生，對有能力的都供到大學畢業。此外也向中國政府提交過四十多個改革建議書，反映民間疾苦，及社會改進的建議，包括教育、醫療、文化寬容，宗教自由，民工處境、尊重人權、符合國情的民主體制等，政府都聆聽，相當部份建議也有實行。這些在中國文化與社會中的實踐，都是我們反思「中華神學」時的思考背景。

中華神學的方向

中國基督新教發展到第三世紀，當是進行深入神學反思的年代，若要生根中國，必須以中國思維方法，及以中國處境來消化及架構聖經真理。這稱為中華神學。

何謂「中華神學」，在探討之時，應先區分出「基督信仰核心真理和價值」與「基督教文化傳統」，所謂「基督信仰核心真理和價值」是指：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是聖經乃是上帝的啟示，其內容核心是宇宙有一位無限完美、公義慈愛而有性情位格的上帝，祂創造天、地、人，人用上帝賦予的自由選擇了與上帝隔離，生成了罪的狀態，導致人間的衝突和痛苦，上帝以道成肉身成為耶穌基督，經歷人間的悲歡離合，最後被釘死十字架上，承受人類苦與罪，而後身體復活，帶給人在生的救贖和永生的盼望；因祂的復活，使天國的博愛與美善在地上出現，但要待基督再來，才由祂全面建造改立新天新地。這是信仰的核心理念，是基督教的普世性真理。至於「基督教文化傳統」並非普世真理，只是當基督教傳到一些文化區時，信仰的人將啟示內容作出配合自身文化的詮釋並捧為真理般看待。

自第一世紀教會建立以後，信仰傳到不同的文化，就會遇到不同文化的人問的問題，按文化獨特的思維和處境，來建立其神學。因昔日宗教是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漸進形成「基督教的文化傳統」。在印度、中東、歐美均有基督教文化傳統。

由於信仰最早傳入希臘羅馬文化中，為了回應希臘羅馬人所提的問題，產生了西方神學的反省，經過幾百年與西方文化的交融，終成功生根于西方文化之中，成為歐美文化的泉源，目前基督教文化以歐美的傳統最為龐大及最有代表性。歐美基督教傳統當然十分偉大，但必須認清，這是含有基督教真理的西方文化詮釋，不等如全是基督教核心所具有的普世性真理。

基督教最初傳入中國的時候，已是一種帶有西方神學色彩的基督教。西方神學是因應西方文化中的問題而開始，例如三位一體、基督論等都是為了回應希羅文化的問題而產生的；西方的當代神學則依傳統課題去響應近代啟蒙運動的理性思想，及二十世紀以來如海德格爾、伽德默、哈貝瑪斯、德理達及理奧泰等對神學的挑戰。但當傳教士將一些西方文化的思想結論帶入中國的時候，往往會發覺這些問題並不是中國人感興趣的問題，也不是中國人所重視和反省的問題。對中國人來說，由於文化的背景，他們對基督教的看法會有不同的神學性思考。當中國基督徒接受了基督信仰及其核心價值後，嘗試從中國文化的思維方法，按中國處境去作神學反思，用中國人的心靈去消化和架構聖經的真理。以此建立的神學結構，可稱之為「中華神學」。

「中華神學」不同「本色化」（indigenization）思想，梁家麟提到本色化的討論，主要是圍繞如何使基督教信仰能在一個非基督教的文化中傳播、發展和生根，但往往割斷了基督教的傳統^[5]。這觀點有一定的洞見，表明了本色化有可能為了遷就文化，扭曲了信仰。但梁家麟的看法只論到表層的問題，因為他說的基督教「傳統」，不等如是基督教的核心真理和價值，這「傳統」只是西方文化所形成的基督教神學，原是基督教在西方生根的本色化神學。若如前的言，先區分出「基督教核心真理和價值」與「基督教文化傳統」，則關鍵問題是「中國的基督教本色化」的後果，會不會扭曲了「基督教核心真理和價值」。

更深層的問題是，「本色化」一辭，已先假定一套西方的基督教傳統，為了向中國人傳福音，就要將西方基督教傳統來「本色化」，這當然會扭曲或割斷西方傳統了，後果或會變成不倫不類。恰當的做法，是我們先走出西方思維所架構的基督教文化，回到聖經原始的信仰核心價值，再以中國的思維方式來重構並形成神學思想，那就是「中華神學」。

「中華神學」也不同「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 思想，因為「處境化」有時譯為「語境化」，原是語言學家所用的辭。信仰處境化是以聖經是上帝的話語，是普世性真理 , 但這話語如何能溝通傳遞給不同文化和語言處境中的人呢？Flemming定義處境化為：「福音進入一具體歷史文化處境中的活力而完整的過程，處境界定為各種不同的界限；如區域、種族、文化、語言、族裔、社會及經濟狀態、政治結構、教育、性別、年齡、宗教和神學的傳統、世界觀和價值（即受眾的『生活世界』）。」^[6]這觀點是從宣教意義上，為了傳福音之目的而作的思想。這一類處境化反省，先假定有一套西方的正統基督教是普世真理，為了宣教而作出一些調整，去配合中國處境。中華神學則認為：西方基督教傳統是含有文化性，不必然具普世性；聖經的核心真理才是普世的，當其進入中國，不單為了方便處境需要而讓人反省，且需進一步以神學反思為主軸。我們要尋求深入瞭解中國文化，包括哲學、宗教、文學和藝術，去體會、欣賞與掌握，也對基督信仰基於聖經而來的核心真理價值，有深度的委身、經歷與理解。兩者融會而後建立的，是為「中華神學」。這不只是為了宣教或護教，卻是一深刻的神學建設。

「中華神學」也不同於「漢語神學」，雖然兩者都是因應中國大陸基督教的興起而作的努力，大家方向很接近，漢語神學中有些神學創作也是中華神學定義下的作品。兩者主要分別，在於「漢語」一辭的語境性太重，而未能表達中國文、史、哲、藝的深度反思，而其出版的著作很多是神學與西方當代最高的哲學對話，包括很多西方神學的翻譯，誠然貢獻很大，但那是用漢語去討論西方神學，卻不是立根於更基本的中國哲學與文化的神學反思。

「中華神學」也不同於今日華人教會部份人所推動的「歸正神學」，「歸正神學」來自改革宗神學(reform theology)，亦即加爾文派神學，由於加爾文用非常清晰的邏輯系統表達神學，其後加爾文主義者利用歐洲啟蒙運動的理性方式，將聖經語句放在命題真理的系統中，建立聖經真理。這種神學的優點是清楚地將聖經作理性化處理，真理系統簡明而高超，但卻結合並非來自聖經的啟蒙運動思想方法，把基督教變成一套抽象冷硬的命題系統，高高在上，失去了信仰作為一種敘述(narrative)的豐富生命內涵與情懷，而且是純粹近代西方的結構，因此排斥中國式思維，也與中國心靈格格不入，而容易被中國人視為傲慢自大。「中華神學」嚴格持守福音信仰，但並不陷入啟蒙運動思維形式的抽象真理中，卻強調用中國文化的思維和理念去構作聖經真理，並由此可進入中國人心靈深處而生根中國。

「中華神學」與以上各種神學的主要不同，在擺脫了西方神學的思維框架，經過方法論上的「非希臘化」(dehellenization) 過程，不再依賴希臘與啟蒙運動的思想方法去組織聖經真理，也不再運用西方形而上學的概念，如存在、實體之類描述上帝與世界。「中華神學」正視中國的思維方法與理念，中國不重抽象性的邏輯推論，卻重具體的、可通過修養去體驗的真理，也重整體性和關係性的思維。中國神學反省，必須能運用中國的思維方法和特有理念，如道家的道、虛靜、儒家的仁義、天命及易學天、地、人、太極等理念，去建造中國基督教的神學。這可使神學擺脫了西方哲學的理念及思維框架。

「中華神學」反思中國人所提的神學問題焦點，與西方文化所提的很不同，須按中國的思維方式來回答。上世紀七十年代新儒學大師的掌門弟子蔡仁厚就曾提出儒家與基督教的八大焦點問題，就完全與西方神學不同，當年除了周聯華牧師回答外，本人就提出一個不同西方的，具中國特色的神學理念和結構去回答，後來編成《會通與轉化》一書，這是基督教與唐君毅及牟宗三等新儒學家的第一次對話^[7]。我在其中提出「道體論」(Taology或Daology) 理念去探討上帝，「陷溺其心」理念去探討罪等，都是「中華神學」的嘗試。

「中華神學」正面面對儒、釋、道思想提出的問題，反思從中國思維來作神學的正面回答，絕不回避，也不會簡化地將問題放入西方框架來處理。如儒家很重視道德良知，這種道德良知是否能夠令人得救呢？若不能夠，是什麼原因呢？儒家的聖人、道家的至人與真人、佛家的佛與菩薩，都屬「肉身成道」，這與「道成肉身」的基督有何異同？又中國文化主流以性善論為本，對於基督教中「罪」的觀念相當抗拒，特別是「原罪」的觀念。如何以中國文化的特色和概念來處理罪的問題？如何用中國哲學理念來解釋「罪性」呢？如孟子提過的「陷溺其心」、宋明理學的「氣質偏差」等，與罪的理念有何異同呢？這些都是中華神學反省的重要焦點課題。

「中華神學」從聖經去反思和處理中國哲學的「終極真理」問題，例如中國上古經典所描述的「上帝」，「中華神學」拒絕未經研究就說兩者亳不相同，或未經概念區分就視之為等同，卻要深入探索、消化和辨別。此外，中國哲學中的終極真理如太極、太和、天及道等等的理念，神學須依聖經去找尋一些溝通點，統合融會，而又不失去基本信仰立場。其關鍵在確立具有性情位格的上帝，並在理論上安放「太極」和「天」的理念在神學架構中。

「中華神學」須反思佛家的「緣起性空」與道家的「無」與「無為」思想，尋索從基督教聖經及神學反省中，理解「空」與「無」的定位，在神學上打通「空」、「無」與「道」的智慧，去建立空的神學及道體論的神學，使「中華神學」得以貫通和超越佛道哲學。

以上這些方面，均是「中華神學」要思考的問題。這是逃避不了的，若不打通這些思想脈絡，基督教在中國雖然信徒不少，但仍難以生根於中國心靈中。

中國文化不單有高層哲理，也有深入的實踐修養工夫，去證悟真理。高知識階層講修養境界，民間則有氣功與武功。基督教也有長遠的靈修傳統，「中華神學」須反思中國修養與信仰靈修之異同，並從神學上去詮釋境界與氣功的現象，而不簡化地視之為邪靈的工作。

上面所論的是對中國哲學與文化的反省。另一個很嚴峻的問題是，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時候，是西方對中國最迫害的時候，因此宣教士與西方政權扯上了關係，讓中國人認為宣教士與西方帝國主義是同一陣線的，從而引起了很嚴重的誤解。中國在近二百年救亡圖存，要找尋中華民族的命運，要重新建立自己，這種歷史的傾向在中國當代發展中很重要。基督教神學如何探討中國時代性需要的歷史問題呢？如何以基督教承擔中華民族命運的角度來發展基督教呢？基督教如何能與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現實相適應呢？這些亦是「中華神學」需要深入反思的。

今天我們需要以中國人的心靈來消化基督教，然後以中國人心靈所產生的問題來探討中國的神學思想。只有通過中國人的心靈去消化基督教，才能夠一方面讓基督信仰對中華民族的命運有所承擔，另一方面使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概念交匯與融合，使基督教能夠在中國生根。

深入探討建構中華神學的可能方向，須走出西方希臘、羅馬、現代與後現代的概念框架，研究中國的思想和思維模式，包括關係理念、整體網路理念、感通理念、具體真理觀的理念、修養與靈魂上溯的功夫、古中國上帝觀與上帝所啟示的上帝觀，及中華神學的方法論等。從新的理念去整理神學思維，並研究如何建立一個中國基督教的宇宙觀，去回應民間宗教的種種現象。當建立了中國的基督教思想後，可以尋到新的中西結合的思想方式，改以中國哲學去克服後現代西方的「自我中心主義」與「虛無主義」，以中華神學滋潤西方神學與哲學，最後克服全球性的精神空虛與迷惘問題，帶來全球文明的更新，這是「中華神學」的最高理想。

中華神學的課題

後後現代的「中華神學」將是中國基督教未來的神學思考，經三十多年的反思，我想「中華神學」討論重點，應至少包括以下各大課題：

一、方法論與新理念

中國哲學中關係（relation）理念區分於西方的實體（substance）或存在（being）理念

a) 從關係理念探討上帝、三位一體、神人立約關係等；
b) 研究生活中人與他者的感通、我與你的關係(I-Thou relationship)、情際關係(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等理念的反省，如不忍之心、惻隱之心等，都是感通。而上帝本就是自身主動感通的主，故有啟示和救贖中，與人類建立感通關係；
c) 探討共融(Communion)的神學意義，如上帝的三位一體是一愛的共融關係性本體或道體，又如上帝臨在建立的天國，是神聖的神人共融國度。

2. 中國的整體（holistic）與網路（network）思維區分於西方的個體（individualistic）與主客對立（subject/object/separated）思維

a) 從易學與道家探討整體性及網路形態的神學宇宙觀，以區分於西方的形而上及理性宇宙觀；
b) 基督教神學的上帝，是三位一體、有性情的真神，中國神學用關係理念描述創造，以上帝創造網路宇宙，由此吸納道與太極等中國理念，但同時又區別於太極、陰陽、五行，及民間道佛教諸神的宇宙觀；
c) 從三位一體建立一體多元的本體論，由易學天、地、人格局思考三一真神的本體，及上帝從關係本體創造的宇宙。

二、修養與成聖實踐之道

中國哲學以生活體驗的具體真理（concrete truth）區分於邏輯命題建立的抽象真理（abstract truth）

a) 神學建構須始於生活世界（Lebenswelt），生活世界先於主客對立的知識運作。信仰本就落實在生活中，由實踐以證悟具體的真理，中國神學須由描述具體真理為本，如生活中神與人的相遇，及上帝在人生活中啟示，耶穌和使徒在生活中與人對話等。可以從生活的普遍真理去建構神學思想；
b) 中國哲學與宗教重視肉身成道，與聖經道成肉身的思想理路區分；
c) 中國修養工夫與基督教靈修實踐的比較，及由之以建立中華靈修神學﹔

2. 感通倫理學

a) 中國哲學重關係倫理，與新教的責任倫理可作比較，中華神學綜合關係與責任，建立感通的神學倫理；
b) 中國基督教倫理觀，超越「是與應」(is／ought)的客觀知識性對立，融入主觀以感通與隔絕作為善惡標準。

3. 從天國神學的「形神轉化」(transfiguration) 與既濟未濟(already but not yet)回應牟宗三「圓善論」

4. 從成中英的本體詮釋學探討中華神學的本體詮釋方法

三、既濟未濟的天國思維

從天國的既濟未濟(already but not yet) 探討基督教與社會主義在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上相適應的方向；
探討文化神學及中國文化的神學，強調中華神學須有對文化的承擔；
探討歷史的神學解釋，強調中華神學對民族與歷史命運的承擔。

四、中國哲學的神學反省

探討儒家的天與上古中國的上帝觀，反省中國本體論的神學意涵；
對易經有關「神」、「太極」與「天、地、人」三才作出神學反省，以建構中華「三極神學」的結構；
對道家的道、無與無為作出神學反省，探索「道體論的神學」意涵；
對佛家的「緣」、「空」、「真心」的反省：

a) 對佛家的緣起性空及一心三觀作出神學反省，探討聖經中對「虛空」與「基督虛己」的思想，建構「空的神學」；

b) 對佛家的自性清淨心，事事無礙境界及大日如來法身佛（或毗盧遮那佛）作出神學反省，探討基督的「同體大悲神學」。

五、信仰境界與儒釋道境界

回應唐君毅的「心靈九境」，從神學定位空、道、天及上帝的概念與實踐功夫；
描述信仰實踐的屬靈修養境界，從其中證悟的罪得淨化、生命重生、虛心倒空、清心單純、觀天地榮耀、上帝臨在等諸境界，與空、道、天的修養境界之不同描述，由之以建構中華靈修神學，回應打坐修養等工夫。

六、後現代與後後現代的神學反省

以中國思維回應後現代文化，建造後後現代思想，再以中華神學回應中國思維，建立後後現代的課題；
從聖經的天、地、人思想，回應當代生態，建立大地神學。

以上只是我認為基督教與中國民族文化交匯的焦點課題，當然還有好些中華神學工作者，有不同的研究和提議，綜合多人各自的努力，若成功建立生根於中國的「中華神學」，那將是人類文明的一大成就，也是基督教成功融合西方文化後，最重大的發展之一。故此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將全力支援發展和出版連串的中華神學系列，去推進這歷史性的發展。

西方基督教經幾個世紀才初步發展出西方神學，中華神學體系也不是三兩個人努力一生就可以完成，二十世紀已有多人作過努力，希望以後有一團隊的人不斷接力和接續寫作，產生系列作品，完成中華神學創建的重大使命。

^[1]這方面的綜合研究，可參考邢福增，《文化適應與中國基督徒，一八六O至一九一一年》，(香港: 建道神學院，1995) 。

^[2]這段歷史的綜合研究，可參考林榮洪，《中華神學五十年，1900-1949》，(香港:中國神學院，1998) 。

^[3]耶魯大學社會學大師謝腓理（Jeffrey C. Alexander）提出文化解釋的一個新理論模式，名為「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用這觀點去探索群體的歷史災難，如何影響了民族文化的集體意識。參考Jeffrey C. Alexander, Ron Eyerman, Bernard Giesen, and Neil J. Smelser,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另可參考梁燕城，文化創傷與百年苦難的理則──探索一個新的詮釋歷史和社會模式，《文化中國》(溫哥華:文化更新出版，2008年9月)第55期。

^[4]參考梁燕城，基督信仰處境化三模式與當前中國—利瑪竇、李提摩太與戴德生比較，李金強、吳梓明、邢福增編，《自西徂東—基督教來華二百年論集》，(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9) 。

^[5]梁家麟：《徘徊於耶儒之間》（臺北︰宇宙光，1997），頁42–43。

^[6] Dean E. Flemming, Contextualization in the New Testament, 20.

^[7] 蔡仁厚、周聯華、梁燕城，《會通與轉化》(臺北: 宇宙光，1984) 。

2020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