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筆者續論拙文「大疫症的神學思考 」所提到隱瞞疫情涉及的誠信問題。
首先要處理的是，人性善惡的大前題：先秦諸子曾經辯論人性本善或本惡，最後孔孟的性善說成為主流，奠定此後中國文化論人性的基礎。「性善論」在德性發展方面，確能起到正面推動作用；但在人生應對惡事方面，就顯得內容蒼白了。所以，上文談到的「父偷羊，子拒證」這惡的問題，就不能有效應對。孔子竟挪用性善論的孝道「殺道」，迫誠信讓位。如此處理，是孔子思考的不周全下給其「門徒」欠佳的答案。
擴大一些來看，中國先賢在誠信方面曾作不少討論， 這可從香港學校通識教育的德育教材，領略一二。下文擇自香港教育局價值觀探索網所列《誠信之道》範文，對誠信作如下解說：
許慎在《說文解字》云：「誠，信也。」「信，誠也。」基本涵義都是誠實無欺，信守諾言，言行相符等做人的基本要求。該文亦引王陽明之說「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稱即使是聖賢也不可能全無過失。筆者認為此説定位於性善中的過錯、避開性善中的犯罪（這一可能性若被肯定就會滑波至性惡説），這方面至今仍反映在學校教育上只有「記小過、記大過」而避提「罪」這一字。華人學校的德育內容若只是「有過無罪」，是福是禍？
該文後列五方面實踐誠信之道：「戒欺、有過則改、重諾守信、誠信待人、言行相符」。筆者認為前兩項涉及處理惡這方面。該文稱「戒欺」是不自欺亦不欺人，引蔡元培「誠字之意，就是不欺人，亦不可為人所欺。」至於「有過則改」，則連串引用《左傳‧宣公二年》「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孔子「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韓愈「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陸九淵「聞過則喜，知過不諱（忌諱），改過不憚（畏懼）」／申居鄖「小人全是飾非，君子惟能改過。」筆者認為，以上所説能對應私人操守的個人倫理（personal ethics）事務，但難以處理複雜性較大的社會倫理（social ethics）事件；而是次疫情中的上報、公佈和相關解釋屬於社會倫理，政治官員除個人倫理操守外，亦面對不為外人道、複雜的政經社問題作一番自圓其説（筆者理解不代表諒解）。中國之後，西方諸國官員同樣基於不同原因各有隱瞞疫情之嫌，同陷誠信危機。
此外，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葛榮晉教授，在中國文化研究院網頁，發表「誠信之道」指出：「與西方發源於原罪說，作為一種契約倫理的誠信不同，中國人的誠信之道建立在原善說的基礎之上，認為誠信源自人類生而具有善性。」但同時他亦承認今人陷於失（誠）信，形容「政府運作中，有些官員欺上瞞下，貪污情況嚴重；在商業交易中，有些商家對顧客態度冷漠敷衍，毀合約、賣假貨、作假帳的現象相當普遍。面對目前極其嚴重的信用危機……以修身為本的中國誠信哲學所蘊含的豐富智慧，很值得現代人借鑒。」葛教授同樣定位誠信在個人倫理的修身層次，期許這「修誠」進階至「大學八條目」最後三項「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倫理層次，然而「大學之道」這八進程在我國幾千年有幾許全實現的驗證呢？
當全民共睹1979年後的改革開放，經濟向好迅速提升窮中國的經濟體質，三十多年後僅次美國；經濟利益同步衍生的貪污腐敗，卻日益惡化至領導人警揚的「亡黨亡國」。 可見，在現今政治和商業世界的龐大利益之下，中華傳統那一套誠信教育所產生的拒貪抗腐力量，卻日趨渺小。 反觀，具有儒家傳統的大韓民族和新加坡華人，結合為數超過人口20% 的基督徒影響下，貪腐顯然受到良心制約和法律對付（總統也不例外）；西化的香港擁有一半以上的基督教天主教學校，出身的大批精英對求誠求真的重視，也令「中式貪污做假」難成氣候，可見一斑。
簡言之，儒學對人性光明面的誠信推動，還要加上基督信仰對人性黑暗面的各式對付，才見成效。 中國幾千年來予皇帝極權，但能開出儒家理想中「聖王之治」下誠信政權，大有疑問。 中華文化所追求的「聖治」與西方文化所重視的「治罪」乃為兩極，實在需要多作比較研究、尋求契合（comparative &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基督宗教出自猶太文化這一母體（Judeo Christianity 今為顯學），若從聖經中看古代猶太歷代君王，就可見到 記述歷史的人，不是對君王隱惡揚善，而是善惡並書、 開誠布公。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大衛王，他的其中一次罪行(淫人妻後殺人夫以圖名正言順奪妻)，沒有被隱瞞，詳載於聖經， 但以色列人對這位悔改的君王仍尊敬有加，因為以色列人明白其民族也是干犯倫理，甚至背棄神的罪惡共同體，必須誠實讓後代知悉和面對。知罪能改才令民族偉大，猶太人深明此道。
聖經作者開創誠實載述的傳統，到耶穌基督作為改朝換代的尊貴神人(被基督徒尊稱為神的兒子)，並沒有改變。從耶穌的家譜 (馬太福音第一章所載)所列出男性祖先中， 竟有四位女祖先的名字被特別提出，不隱藏而揭露這四位「不明譽」人物和相關人事，像有意抹黑耶穌； 這四位被如此提稱(括號內文是筆者解述)：他瑪(被爺爺遺棄的兒媳被迫用行淫方法取回公道)，喇合(妓女說謊救敵後賣國並下嫁猶族長)， 路得(被歧視為混血的摩押人出位求婚)， 烏利亞的妻子(標明非大衛王妻而是上述的其夫遭殺奪來的)。神聖的耶穌基督竟然擁有此類「黑背景」，相信古代任何君王也不容如此載述，但聖經卻忠誠地述說罪人惡事，不論尊卑。因為， 基督信仰是：在上帝面前人人有罪而平等、 個人價值不受祖輩親屬敗壞所連累、 人的尊貴性在於有上主形象而非有社會地位等。
聖經作者奉行這另類「信史」史觀，挑戰華人文化的誠信概念。 還原歷史的真相，讓後代從前人的惡行受到警惕，導人服膺真理。
最後，筆者要理順前文提及誠信與謊言的不衝突觀點，先引前文如下：聖經雖有不少說謊的記述而沒有評價說謊本身，但可歸納為「說謊達(神的)義」這超越性來理解(讀者勿引申至「違法達義」)；神的義大別於孔說和此疫的「隱惡」— 就算從最善意角度論也只是人的義。
首先要處理的是，若我們接納有神存在，則神的義必定是絕對而人的義會是相對（即可能出錯）， 這兩點應無可爭議。 再者，聖經論到神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是其創造的宇宙之主宰，這點也不難理解。上帝的「政治觀」是，地上全人類是其管治下一國度一民族（筆者認為非祂現身實質統治也非祂委任某君統治)，聖經指出世人犯巴别建塔（自高）之罪被變亂口音，後分散分治成各國至今。 政治學者指出，各國以國界劃分而成其國，實是近代才有之共識，昔日的國家是隨君王東征西討下統治的範圍，並沒有實質國界。 按上述分析，現代的國家概念是時代促成，實是相對的和後驗的，與前現代國家和上帝那不屬這個世界的國度皆有分別，不宜混為一談。
神學有稱普遍啓示，就是聖經顯示各國各族各教，皆須按普遍於人心的神義問責，違命的有時會受到神調派別國施行懲罰(如舊約中亞述巴比倫被差毁滅逆神的南北國) ，這當然有別於中世紀的聖戰、自以為代神懲罰別國的神學錯誤。在這意義下理解聖經中說謊事例，如耶利哥的喇合說謊後「賣國」、埃及的接生婆違法老殺嬰令後說謊， 都是基於人得神啟 (非指自以為受神啓) 繼而行神義為目的，說謊只是手段；這方面其實也符合說謊的倫理原則，因為說謊的對或錯在於説者動機是益人或害人、非說謊這手段本身。錯的説謊在於有意害人(包括子隱父惡害了别人)，而上兩例說謊的動機是益人(包括背後上帝賞善罰惡、伸張公義下滅耶利哥警惕人)。說謊的對錯宜須進一步作倫理思考才能辨識，就此哈佛學者Sissela Bok 名著 Lying: Moral Choice in Private and Public Life 有詳細分析，不贅。上古先賢重視誠信，使中華文化茁壯；這德性必須仰賴聖經真理充實之，好使新時代挑戰下全民族有效持守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