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出《文化中國》二○二○年 第三期，頁 54-58
摘要：以問答的形式建立對信仰的解釋，是教會悠久的傳統。在中國文化語境中開展神學思想建設，要理問答也可以是一個好的形式。它既使中國基督教神學思想與普世教會相一致，又可將中國思想文化傳統融入基督信仰的闡釋之中。本文考察了要理問答在教會中的歷史根基，指出要理問答應該作為「聖經的迴響」，在中國基督教神學身份的塑造中扮演積極作用。聖經、教會傳統和文化智慧應該作爲中國基督教要理問答編寫的三個基本原則，雖然它們的重要性各有不同。對基督教傳統的根基性文本如使徒信經、主禱文、十誡和禮儀進行要理問答式的講解，將使中國基督教神學的架構明朗起來，並可由此而建立相應的基督教學術體系，即基督教教理學、心性學、倫理學和禮儀學。
關鍵詞：要理問答，使徒信經，主禱文，十誡，基督教禮儀
對一個基督徒來說，「使徒信經」宣示他的信仰，「十誡」引領他的生活，「主禱文」教導他如何渴望。幾千年的教會傳統，一直在用這些經典文本使人從不同角度來理解和實踐整體的信仰。它們篇幅都很短小，但意義卻非常深遠。它們如同聖靈饋贈給教會的珍珠，需要一代一代的人用不同的語言與文化去擦亮它們。帶著這樣的想法，我們採用教會悠久的「要理問答」的形式，從2018年開始分別推出《使徒信經要理問答》、《十誡要理問答》和《主禱文要理問答》這三本書，對這些經典文本中蘊含的信仰道理進行系統、深入的闡述。那麼，我們為何要採用要理問答的形式？要理問答對於基督教神學的建立與發展有何意義？在新教傳統之內，要理問答又發揮著怎樣的作用？用中國語言文化來寫作的要理問答，對於基督教中國化具有怎樣的特別意義？
一、學「問」信仰
聖經見證的上帝，是與人交談的上帝；扎根於聖經的信仰，需要在一問一答中建立起來的。
在以色列人經歷了逾越救恩的神跡後，摩西帶領以色列人慶祝第一個逾越節時，就以一問一答的方式來建立他們的信仰。摩西說，你們的兒女今後要問說：「行這禮是什麼意思？」你們要回答說：「這是獻給耶和華的祭，當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時候，他擊殺埃及人，越過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們各家」。（出12：26-27）關於出埃及的問與答，始終是舊約以色列信仰的核心內容。
當耶穌出來傳道時，他也採用一問一答的方式，要門徒們向他宣認信仰。他第一次揭示自己彌賽亞的身份，是在往凱撒利亞腓立比村莊去的路上。他問門徒說：「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因為彼得的回答，耶穌稱他是「有福的」，他出於信心的回答是由天上的父指示的。（太16：15-17）
恰當地提出問題，恰當地回答問題，這是上帝的聖言在人裏面留下的痕跡。人們常說，問題問對了，答案就找到一半了。中國文化裏面，知識就是「學問」。學問，就是有學有問。學習與提問，相輔相成。學問的開始，就是學會提問。
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在聖靈裏認識耶穌基督和派遣他的父。這種認識，是一種生命的交融，也是一種確定不移的認知。這種信仰，使人進入三一上帝的愛的擁抱之中，也使人獲得對三一上帝的明明白白的認識。從初代教會開始，為表明基督信仰是一種「明明白白的」信仰，在洗禮時，就要信徒回答三個基本的要理問題：「你信一個全能的上帝父嗎？」「你信唯一的子耶穌基督是我們的主和救主嗎？」「你信賦予一切生命的主聖靈嗎？」在人對這些問題做出肯定的答覆，宣認這些信仰後，牧師才給他們施以洗禮。
在使徒時期，教會開始廣泛地在地中海世界傳播，各個地方教會在洗禮時要信徒回答的問題多少不一，有的是三個，有的是五個；有的比較長，有的比較短。但是，就是在洗禮時進行要理問答的過程中，人們不斷地提煉這些問題與回答，逐漸地將基督徒應該相信的內容都融入這些問答之中。事實上，這些內容逐漸地彙聚在一起，就形成教會普遍認可的「使徒信經」。[1]換句話說，使徒信經以問答的形式提出來，就是洗禮時牧師與信徒之間的問與答；而洗禮時的一問一答用陳述句的方式整理出來，就是使徒信經。也正是從這裏開始，基督徒通過對使徒信經的要理問答研讀，走上自己的學「問」之路。
二、要理問答是教會的古老傳統
要理問答是早期教會建立、傳遞和培育信仰的基本形式。這種形式不斷往兩個方面延伸，一是提問不斷地細化，三一上帝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架構，但它們的內涵極其豐富，可以不斷地再提出問題，例如，道成肉身是什麼意思？耶穌基督內的神性與人性是什麼關係？如此等等。二是要理問答的形式，不僅覆蓋信仰的基本要道，而且關於倫理生活、祈禱、禮儀和聖事等，都可以在一問一答中確立基本原則，形成早期教會的教理教義。一些處於文化中心的著名教會，其中著名的如亞歷山大里亞、安提阿等，開始建立學校，專門研究這些問題，事實上它們就是基督教學院的前身。這些「要理問答學校」，成為孕育基督教神學家的重要機構，如克萊芒、奧利金、安提阿的西奧多、金口約翰等都來自於這樣的學校。[2]
基督教在中古歐洲的傳播，開始建立起系統的神學及教化體系。在進行信仰培育和神學建設時，要理問答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形式。中古歐洲的大學，就是從教會的要理學校中發展起來的。大學裏傳授和生產知識的一個主要方式，也就是被稱為「辯證法」的教學法，即來自於教會的要理問答傳統。人們針對某個議題先提出一個問題，從正面做一個回答，分析支持的意見，再從反面考察反對的意見，在對正反雙方的意見進行比較之後，得出一個綜合的回答。這種以對話問答方式進行真理考察的方式，就被稱為辯證法。這種方式被神學家們廣泛地使用，其集大成者如托馬斯托阿奎那寫作的《神學大全》等。這些在哲學與神學史皆有重要地位的作品，也顯示出要理問答這種思想推演方式對於神學思想建設的顯著意義。
三、要理問答對新教改革的推動
宗教改革時期，路德及新教各宗派將要理問答在信仰傳播、培育方面的功用發揮到了極致。路德於1517年張貼《九十五條論綱》，拉開了宗教改革的大幕。經過近10多年的曲折和複雜經歷後，他認識到要使更多的人認識上帝的救恩，理解新教運動的基本精神，有必要以通俗、簡明的方式，來闡述基督如何實現上帝的救恩，人如何在信心中建立與上帝的親密關係，如何實踐福音的生活道路等問題。於是，在1529年，他以問答體的形式，針對普通信徒寫作了《小要理問答》，針對教牧人員寫作了《大要理問答》。[3]
在形式上，路德的《小要理問答》和《大要理問答》適合背誦和講解，容易閱讀，詞語簡潔，筆調輕快。路德沒有採用當時的學術語言即拉丁語，而是採用普通民眾的語言即德語來寫作，這樣使得人民可以直接閱讀它們。拿著這兩本大小要理問答，人們既可以在家庭裏講授，也可以在教會裏面宣講；既可以在領受洗禮或堅振禮前學習，也可以給成熟的信徒講解，以不斷地加深他們的信仰。
這兩本大小要理問答，看上去似乎簡單。但實際上，這兩部要理問答卻有著非常豐富的內涵，反映出路德對於信仰的深刻理解。這兩本書的基本結構，遵循著這樣的順序：十誡、使徒信經、主禱文以及聖禮。這樣的編排順序深刻地反映出路德「因信稱義」的基本神學：十誡是上帝的律法，映照出人的罪；信經是人對於三一上帝的信仰，人在信心中接受上帝赦免的恩典，進入與三一上帝的聯合之中；主禱文是人與上帝的交談，在祈禱中人建立與上帝的親密關係，向上帝表示感恩，接受上帝對罪的赦免；最後的聖禮，則是以公共的方式，在教會內領受上帝的恩典，洗禮與聖餐是上帝施予恩典的工具、標記和途徑。《小大要理問答》對於新教尤其是信義宗的成功開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直至今天，信義宗仍然以之作為初信栽培和信仰培育的基本材料，決定著信義宗神學的基本樣貌。
改革宗興起之後，也以要理問答的形式推出他們的神學手冊。1563年，改革宗在腓特烈三世選侯的支持下，由海德堡神學教授執筆，撰寫改革宗的要理問答。其目的是為牧師和教師提供教理教義方面的指導，同時也使年輕人完整、清晰地掌握信仰真理的綱領。這就是《海德堡要理問答》。[4]它共有129個問題，可分成52個部分，一年內可以講完。它的問答十分簡潔明瞭，生動清晰。例如，它一開始就以兩個綜述性問題，點出信仰對人生基本問題的回答：「你無論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是什麼？」和「你無論是生是死，要享有這種安慰，有多少事情必須知道呢？」強烈地吸引人們深入地去探尋信仰的意義。
在基本結構上，《海德堡要理問答》追隨《羅馬書》的精神，體現出改革宗的深刻神學見解。整個要理問答分成三大部分：一是罪與苦的現實人生；二是在基督裏的救贖；三是在得救後向上帝感恩的生活，用三個主題來概括就是：罪惡、恩典與感恩。同樣，《海德堡要理問答》集中對基督教傳統的四個最重要文本進行問答式講解，即使徒信經、聖禮、十誡與主禱文。全書大量地引用聖經經文，既強調教理教義上面的精確，又強調人們要在身心言行上真切地體驗信仰。由於它直接針對基本的信仰問題進行問答，在語言上親切直白，在情感上真摯動人，在思想上清晰明確，所以，人們在歷史上稱之為「安慰之書」。
1648年，在英國的宗教改革運動中，堅持加爾文主義的長老會與清教徒們又正式通過了《威斯敏斯特大要理問答》和《威斯敏斯特小要理問答》。它們延續了路德宗教改革的傳統，大要理問答用於教會的公開講授，小要理問題則用於家庭的信仰教育；前者是為比較成熟的基督徒預備的，注重基督徒生活的公共性和群體性，對教會的論述非常豐富，而後者則主要教導初信者明白基本的教理教義，注重個人的層面。它們採取問答的方式，語言流暢清晰，但在表述教理時用詞又非常審慎嚴謹。它們堅持新教的基本精神，以「純正的教義、敬虔的生活」為兩大支柱，也同樣是對經典的基督教文本如使徒信經、十誡、聖禮和主禱文進行詳細的解釋，雖然在順序上有一些差異。其中的《威斯敏斯特小要理問答》尤其受人歡迎，很多人對它進行註釋或詳解，對改革宗的推廣發揮了重要作用。[5]
時至今日，上述這些要理問答仍然沒有過時，是大多數新教派別在確定教理教義、進行信仰培育的根基性文本。並且，隨著時代和文化的變遷，人們圍繞著這些歷史上著名的要理問答，不斷推出改編的、簡化的或修訂的要理問答新版本。甚至，一些古老的教派如東正教、羅馬天主教亦深受此影響，更使要理問答成為世界範圍內基督教神學教育的一個普遍現象。[6]
四、要理問答應是聖經的迴響
人們可能會問，在當今時代，要理問答這種方式還有什麼意義呢？尤其是，《聖經》已經包含了上帝完全的啟示，一切的信仰真理都在《聖經》裏面，那我們為什麼還要編寫和閱讀要理問答呢？
如果說聖經是上帝話語的迴響，那麼，要理問答就應該是聖經的迴響。要理問答所解釋的文本，或者直接來自於聖經，如主禱文、十誡；或者包含在聖經之中，如使徒信經。在回答提問時，一部好的要理問答又必須廣泛地引用聖經，以反映聖經針對這些問題確定的基本原則。也就是說，對使徒信經進行要理問答，是從基本信仰的角度反映出聖經的全貌；對十誡進行要理問答，是從生活的角度反映聖經的整體看法；對主禱文進行要理問答，則是從祈禱的角度反映聖經中的神人對話。所以，我們在編寫《使徒信經要理問答》、《主禱文要理問答》和《十誡要理問答》時，既強調這些文本本身來自於聖經，又在回答時儘可能地援引聖經經文，盡可能地提高以經文解答問題的針對性和準確性。
要理問答採用的是一問一答的方式，它的問題非常簡短，指向的都是信仰中的那些核心問題。一個問題提得好、提得準確、提到要害上，本身就反映出它對信仰理解的深刻和準確。同樣，要理問答的形式也要求回答不能太長，必須簡短而有力，內涵又必須豐富深遠。所以，一部要理問答常分成一、二百個問答，篇幅比較短小。但是，這些問題如同一連串珍珠，要把基督信仰的整體呈現起來。或者說，一部好的要理問答應如一部微型的系統神學，它決不能試圖取代聖經的地位，而是要成為打開聖經這部上帝默示之書的鑰匙。這樣，人們在學習完一部要理問答之後，就能獲得一個基督信仰的整體感。以這種整體感去閱讀聖經，他就能在經文的細部發現宏大的救恩計劃，在舊約與新約之間形成穿越式的交互理解。聖經經文也就能變得豐富而雋永。
同時，聖經信仰又是活在悠久的教會傳統裏的。因此，要理問答的編寫必須扎根於深厚的大公教會和新教改革的傳統之內。如前所述，歷代教會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語言文化處境中編寫了多種形式的要理問答。基督信仰的意義不在於創新信仰，而在於接續古老的教會傳統，使我們能在先知和使徒們栽植的「古根」之上發出「新命」。我們這一次編寫的《使徒信經要理問答》、《主禱文要理問答》和《十誡要理問答》就廣泛地徵引各家各派的信仰問答，[7]以此表明中國基督教邁向聯合、博採眾長的特徵。
五、中國化的基督教要理問答
要理問題的編寫要做到三個因素的結合：聖經、教會傳統和文化智慧。聖經是上帝之道，但上帝之道必須在具體的時空成為「肉身」。二千多年的教會傳統，就是道進入人類歷史和文化之中而攝取的肉身。在此之外，即使是非基督教的文化傳統，因為它們同樣出於上帝的創造，帶著上帝慈愛與智慧的印記，是上帝之道在人類活動中留下的一線光芒。因此，在編寫要理問答時，尤其需要注意它所處的語言文化背景，從中吸收靈感與智慧。對我們來說，歷史悠久而意蘊豐富的中國文化，尤其是基督教要理問答要認真對待和尊重的對話夥伴。
新教改革時，路德編寫《大小要理問答》時，特別地避免用當時歐洲的學術語言拉丁語，而採用了普通民眾的流行口語德語，就是他在當時情況下對德意志民族的語言文化表示尊重。在路德那個時代，德意志地區的語言尚未成型，更談不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所以，他在要理問答中所能吸收的文化資源十分有限。在這個意義上，以浸潤在深厚中華智慧中的漢語來編寫中國化的基督教要理問答，使我們能領受比路德和他那個時代的人更大的祝福。儘可能地吸收中國文化的養料，這是我們編寫這一系列的要理問答時堅持的重要原則。例如，在《使徒信經要理問答》中解釋聖經對人的靈性塑造時，我們用宋明理學的詞語「變化氣質」；在解釋教會的社會維度時，我們用中國傳統的「天下一體，四海一家」的概念。在《主禱文要理問答》中，我們用「生命養成」來闡釋基督徒的靈修，用「三願四求」來總括七句主禱文。在《十誡要理問答》中，我們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來闡述十誡倫理的普遍化原則。我們採用這些詞語，經過了反復的斟酌。這些沉澱著中華文明智慧的詞語，能使漢語讀者更加通透地被福音的精神所感染，使所信的成為我們所知的，使所知的成為我們所行的。
正如這一系列叢書的序言所強調的，我們採用要理問答的形式，對基督教信仰中的經典文本如使徒信經、主禱文和十誡進行解釋，每一部分都對應著一個中國傳統學問的分支。使徒信經是基督徒信仰的綱目，雖然只有十二句信條，但其整體結構及每個用詞都包含了深遠的內涵。對它進行要理式的講解，能夠建立起基督教教理學的主體。主禱文是我們心靈在與三一上帝對話中的團契共融，是基督徒的心性養成。雖然它只有七句，但卻涵蓋了人遵照上帝的意願、理順生活的秩序、培育內在的道德生命等內容。借助於對主禱文的要理講解，可以建立基督教心性學的框架。十誡則是基督徒在聖靈裏面的生活道路。它只有十條，但卻包含著人對上帝的敬拜、生命的內在德性、社會生活的根本遵循等重要內容。通過對十誡的要理闡釋，也能建立基督教倫理學的主要原則。
故此，與其說這三本要理問答是基督教信仰生活的三個組成部分，不如說它們是從三個不同的角度來看同一個基督信仰。使徒信經宣告我們所信的，主禱文表達我們內心對上帝的渴望，十誡則申明我們所應生活的。但它們其實又是同一件事，因為我們所相信的，要轉化為我們所渴望的；而我們所渴望的，就是我們要在生活中遵照而行動的。
以要理問答的方式對使徒信經、主禱文和十誡進行學習，不僅是對這些基督教信仰文本的研讀，更是以簡潔的方式建立基督教的信仰框架，使人獲得基督教信仰的整體感。這些要理式的講解，使人能像工程師一樣，瞭解整個信仰的內部結構，也使人能像演奏家一樣，熟悉自己將要用自己的生活去演奏的信心旋律。在面對其他宗教或世俗價值潮流時，它們使讀者能以清晰、準確而完整的方式闡述基督教的價值觀，發出基督教對於事物的主張和看法。期望這些要理問答能有助於人們站定在耶穌基督的磐石之上，接續著使徒傳統，在當下中國的社會文化處境中發出「聖經的迴響」。
[1]關於早期教會在問答中形成信經的過程以及各地教會不同形式的問答，可參見鄧琴格主編，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譯，《公教會之信仰與倫理教義選集》（台北：光啟文化，2013年），第1-40頁。 [2]關於要理學校在早期基督教不同教會發展的情形，可參Frank Bateman Stanger, “Catechetical Schools in the Early Christian Centuries,” The Asbury Seminarian: Vol. 10 , 1956, No. 1, p.42-50. [3]這兩部要理問答的漢譯本被收於逯耘譯，《協同書》 (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年）。信義宗仍然使用其基本內容，可參見芬蘭基督教信義宗，黃保羅譯，《教義問答》，(赫爾辛基：Edita, 2002年)。 [4]此要理問答處於不斷的漢譯之中，其最早的漢譯本見於《歷代基督教信條》(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57年)，之後趙中輝，《教會工人培訓手冊》(1993年)中提供了一個譯本。錢耀誠翻譯，《海德堡要理問答》(台灣加爾文出版社，2000年)。可參見王志勇的2002年譯本，https://www.crcna.org/sites/default/files/%E6%B5%B7%E5%BE%B7%E5%A0%A1%E6%95%99%E7%90%86%E9%97%AE%E7%AD%94%20-%20Heidelberg%20Catechism.pdf，2020年7月22日登錄。 [5]例如，在漢語世界較為流行的，托馬斯·文森特，王志勇譯，《威斯敏斯特小教理問答釋義》(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2006年)。 [6]可參見奧列格·達維杰恩科夫，龔長明譯，《正教教理問答》(香港：China Orthodox Press, 2017)；再如梵二會議四十多年後，天主教世界推出的新要理問答，Compendium of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05，漢譯本見《天主教教理簡編》(石家莊：河北信德社，2013年)。 [7]游斌，《使徒信經要理問答》（2018年），《主禱文要理問答》（2019年），《十誡要理問答》（2020年）(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