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燕城
出版者: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香港)
出版日期:2024年1月
目錄:序論
導論
第一部
眾善之門:中華神學之進路
1 內聖外王—從中國哲學基源問題探索中華神學:論內聖外王
2 中華神學之起點一:生活世界與他者共在關係
3 中華神學之起點二:關係與感通
第二部
終極美善:神聖奧秘,三一圓融
4 中華三一圓教思路
5 中華神學論奧秘—從中國哲學之道、玄、神、看上帝之奧秘
第三部
慕聖尋仙:稱義到成聖,靈魂體圓滿
6 中華神學論人:人為萬物之靈的神學意義
7 中華神學論精、氣、神與靈、魂、體
8 中華神學論成聖之學及與人的神聖化(Theosis)
第四部
空淨境界:十架恩情,空愛圓成
9 中華神學論緣起性空與空愛圓融
10 中華神學論三一圓融與如來藏真心
附錄探索立根中國的宗教文化
《中華神學之道》序論
從中國文化到中華神學
我出生在香港,六歲時在陽台放風箏,看到夕陽西下,然後天上星星出來的時候,我哥哥問了媽媽一個問題,坐火箭飛到天空什麼時候才到盡頭,媽媽說是沒有盡頭的。那是我第一次啓蒙,想到什麼叫沒有盡頭,什麼叫無限?然後跟著也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突然就想到,如果這一切萬物未存之先,究竟「無」是什麼?如果宇宙有個起源,起源之前是什麼樣子?我那時候進入一種虛無飄渺的體驗,但也很釋放快樂,一種思想上的滿足。
十歲時爸爸因國內三年自然災難,憂國憂民,產生思覺失調症,變成很可怕的人,天天不工作在家抽菸駡人,當最需要父親的形像去崇拜時,我失去了父親,從那個時候我就開始體會什麼叫痛苦。由於這些經歷,我很快去追求宇宙人生的答案,所以十三歲我就買了《莊子》和《老子》來看。
十四歲初中三時,由於遇到一個讀西方文學的英語老師,他講莎士比亞和西方文學,又引起我對西方文化的興趣,我先讀歌德的《浮士德》、但丁的《神曲》,很喜歡王爾德(Oscar Wilde)的唯美主義(aestheticism),然後讀西洋哲學史,看柏拉圖、尼采、笛卡兒,還有存在主義。
到十五歲開始看佛學的書,最先看日本佛學大師木村泰賢的《人生的解脫與佛教思想》及《原始佛教思想論》,知佛教是追求解脫痛苦的,遂對佛教產生了興趣,不但研讀,且實踐打坐,尋求解脫得道。讀《因是子靜坐法》,靜修呼吸而入定,這是我早期人生裡面一個關鍵的變化。在打坐入定期間我領悟萬象因緣起滅的境界。到十七歲的時候,我用虛靜心觀天地,忽然領悟天地萬物都依循無所不在的大道,每一物都有其道路規律,這是易學的思想,萬有變易中有不易之道。
到了十八歲,開始產生對國家民族重建的理想,看到中國近代史很悲慘,希望中國富强,先是讀梁漱溟的書《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發現中國儒家文化的價值,是重人性及人的生命,然後看唐君毅寫的書,對中西文化比較更為深入,所以我就迷上唐君毅所展示的宇宙人生及中國智慧。
大一暑假隨大學團去台灣,在阿里山觀玉山日出,旭日從遠山雲彩中升起,突然體會我跟天地同為一體,我在宇宙內,宇宙在我內,融為一體。心中湧出大慈悲仁愛,視天地衆生與我生命連結為一,一時證悟宋儒程明道「仁者與天地萬物渾然成為一體」的體驗,同時也證悟佛家的「同體大悲」。
十五歲到二十二歲的三重領悟,第一是體悟佛學所描述的變幻無常、因緣起滅,萬法皆空;第二體悟是道家與易學所描述的變化中有不變天理、道通為一;第三體悟是儒家所描述的仁愛良知,天人合一。而後卻由儒家之內在超越,走向了上帝。
儒學核心是人有普遍美善之心性,以仁愛正義為本體。儒學又以人的仁愛是從天而來,與宇宙同一本體。人性的仁愛來自天,則天的本性應是仁愛,如果天是仁愛的,天應該是有性情的,孟子也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順人之情而出,就是善,故善必連著性情。如果天有性情,我由儒家作深層反省,慢慢移向接受一個有仁愛性情的天,而與上帝的理念接近。讀中國書經與詩經,發現中國古聖人祭祀上帝,而成後來祭天儀式。
我原是想隨儒家修養學做聖賢,但是我發現良知的真誠惻怛呈現是真實的,不過不能長存不息,達到三月不違仁,人心中也有男女情欲、貪婪驕傲、自我中心,時會波濤洶湧,這是人內在善於實存上常會扭曲,而有所陷溺。修養淺的人,往往一有領受就以為已成聖成佛,修養深的人卻更知成聖不易。
這個時候聽唐君毅講倫理學,講到基督教倫理學的核心是人陷在罪的隔絕中,人跟上帝斷了關係,而後與天、地、人隔絕,困於自我中心。耶穌基督釘死十字架,承擔人類罪的刑罰,寬恕和釋放所有人,上帝既寬恕人類的罪,人也應該彼此寬恕。唐先生一言驚醒,罪的描述如當頭棒喝,當經歷人性中的「罪」,即明白為何千百年來人類不肯跟從聖賢或覺者的道路?人類歷史為何如此殘暴?現實上人為何如此自私和虛僞?都是因為「罪」。
那時我就把《新約聖經》從「羅馬書」開始讀,一直讀到「啓示錄」,結果羅馬書第七章裡描述罪的問題很清楚,保羅說:「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我就開始知道,基督教是何等精深揭示人的陰暗面,基督信仰在對付人類最難的問題,就是罪的真實性。讀「加拉太書」更清楚,耶穌基督通過釘死與復活,完成對罪的潔淨與人心靈的救贖。
我在中文大學認識一個基督徒同學,也讀很多哲學與中國文化的書,成為好朋友。他邀請我去他們的教會青年團契,在那裡遇到很多基督徒大學生,我用儒道佛、印度教與西方哲學問各方面問題,信徒們都不懂回答,但我發現這些人有一點令人驚異的,就是他們能夠跟上帝感通,這恰恰就是我從修煉不能達到的。他們很多是香港殖民地教育讀英語出來的,不懂中國歷史文化,但有一種通到上帝的喜樂,他們禱告是真的在與上帝溝通,不是表面的儀式。
我就自己求問上帝,像孔子一樣禱於天,問究竟是一切宗教殊途同歸,還是耶穌基督是通上帝的道路,在這個時候我就感到一種臨在的啓示,明白跟從神的生命是屬靈性的,通上帝之路是一窄門。跟從人的宗教與哲理,是屬世界的人文價值,不同於救贖之道。救贖的生命與人間哲理,屬靈與人文價值,分屬不同層次的義理,不必衡突。於是開始從信心接受,由基督去感通上帝。
稍後我決定獻身,完全放下了學問修養,獻出一生給上帝,一時心中自我圍墻溶解,虛通無礙,實時體會聖靈榮光,如活水洶湧進入生命,上帝向我呈現其神聖世界,流入現實的我心,這成為我人生另外一個大領悟。不久後,上帝卻交付我一個使命,放下一切,成為一個僕人,獻身給中國人民,一生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建奮鬥。
八十年代初,蔡仁厚與周聯華兩人是中國新儒學與基督教的重要人物,新儒學掌門大弟子蔡仁厚對基督教提出的八大焦點問題,周聯華從西方神學回答,但和蔡仁厚並沒有真正對上了話,基本上是各講各話。當時我仍在跟隨成中英讀博士,但敢於與這些大學者進行對話,因自認為我從十八歲與唐君毅老師會面,在新儒學大師門下已十三年,也讀了基督教神學,思考從中國思維方法消化基督教也有八年,已摸索了一條會通和對話的道路。在夏威夷期間,一九八四年我寫了《會通與轉化》一書,回答蔡仁厚對基督教提出的問題,提出自己年青一代的新思考,我在《會通與轉化》中的觀點,也成為一個經典性的中華神學反省。這書中的中華神學思路,成為以後我從事的文化中國運動和文化更新工作的思想基礎,擺脫了西方神學的框架套路。
除了《會通與轉化》的神學反省外,我在二十六歲構思《慧境神遊》時,是由中國哲學的佛道儒境界為起點,一步步以不同境界的層次,上溯到上帝呈現的境界,基本上是由哲學一步步走入神學。從多重境界去理解人生,我分成六重境界,第一層次是生活的世界,第二境界是覺悟空性,體悟緣空和無常變化。第三境界是體悟道通為一,道是宇宙萬化變中的不變法則,也是天地之根源。第四境界是體證人心性來自天,人性本體是仁愛。然後第五境界證驗天之無限,是隱含性情的真理本體,然後到第六境界是上帝的主動的呈現和啓示。這是從唐君毅境界哲學的思路入手,到發展成境界神學。
過了好多年之後,我將《慧境神遊》的思路,寫了一本書叫《中國哲學的重構》,通過境界哲學來講中國哲學,然後從境界哲學裡面講到神學。從境界怎麼講神學,講到上帝存在及啓示的可能,就沒講上去了,因為講基督教方面我覺得功力還不夠,就沒有再寫了,要到十多年後寫《八福的沉思》,用八福講靈修的八重境界,才完成境界神學。
中國剛開放時,回國看到那時發展十分艱苦,文化衰靡,為了重建祖國的文化靈魂,遂在海外發動一個救國運動,可以說是救文化精神的運動感到是上帝交付的使命,在海外成立了「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我們認為要救中國,要先救文化,救自古以來的智能與精神價值。在溫哥華我和三十個有心人分享中國的遠象,每人捐一百加元(六百多人民幣),用三千塊加元(約二萬人民幣)開辦籌款晚會,想不到各方反應熱烈,籌到六萬加元(近四十萬人民幣),就創辦了學術季刊《文化中國》。辦刊物是很艱難的,原想把錢用完了就不辦了,但沒想到我在海外教會到處去宣講以基督信仰關愛中國人,以新時代中國文化重建中國人的骨氣與尊嚴,及建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共融之道,得到了海外華人的認同和支持,所以一做就做了三十年,《文化中國》也出了超過一百期。那時,我真感到神蹟出現了。剛開始使命時,香港商業電台與我聯絡,請我回港主持早晨重點時事評論工作,年薪一百二十萬港幣,這是高薪的工作機會,但我想,當時四十二歲,人生下半場是為了祖國重建,還是為了高薪厚職。最後還是選擇了神聖之路,我放棄了這機會,甘心拿最低的薪酬生活,目的是去服侍中國人。
2000年我發現中國城市有很多農民工,生活艱苦,在農村留下以億計的留守兒童,又有不少初中畢業的少年女孩出城當勞工,有些淪為陪酒女郎令人心痛。那時蘭州大學請我過去交流,我趁機在甘肅考察農村貧困。之後到北京與中央民政部交流,見部長嚴明複,和他探討少女農民工淪為妓女的問題,他指出關鍵在幫助女孩完成高中教育,又派人帶我到河北的農村了解,我開始深入了解學校及學生的貧困處境。然後到2001年,我們籌到一筆兩萬加元的錢,那時候加幣匯率很高,大概有十四萬人民幣,在貧窮也區可資助兩班學生一年所需,於是建立了一團隊,開始了農村扶貧助學工作。至2022年,文化更新在加、港、美三地華人團隊已共同幫助超過21000人次的孩子完成教育,很多已成為國家的人才。這二十多了我們盡心以無條件的愛對留守兒童,算是我們在這大時代的參與。
我也在實踐中知道中國現實上存在的很多問題,我能真誠而坦率地向中央政府提出建議,由於善意和誠懇,官方都能認真聽取並盡可能去解決。由此我也參與了改革大發展,提出過數十個建議。
後來遇到中國社科院的卓新平和北京大學的張志剛教授,我們一起交流和探討,共同提出了「基督教中國化」的研究課題。事實是我幾十年都是努力使基督教能生根中國,與中國文化融通,也跟中國社會實况能夠結合。基督教只有進入中國文化的精神深處,並且用中國思維消化、用中國話語表達,才能中國化,才能在中國裡面生根。這是從神學與文化上的會通,並在三十八年前,我在《會通與轉化》一書,就已提出「非希臘化」,提出「基督教中國化」的說法,我是做了幾十年的研究,找到了從儒道佛轉入基督教的思想通道,伊斯蘭教我也做了研究,理論上也找到溝通之路。
總結文化更新參與貢獻祖國三十多年的實踐和反省,開啓了三條基督教中國化的路:一條學術文化的道路,與利馬竇接近,一條民間草根的大衆關愛扶貧的路,與戴德生接近,一條同中國官方的接觸(反映和建議),與李提摩太接近。結果三條路在中國全都走通了,這可不是基督教中國化了嗎?
這一切發展到信仰與中國文化的深層融通,就是中華神學的理論建構,我到2021年開始下筆,寫下數十年對神學與中國精神的深層反省,構建中華神學的雛型,成為此書。我既是承傳中國歷史文化的學者,也是持守聖經而有靈性體會的中國基督徒,在這中西古今中外大交匯的文化磨蕩與融通中,由十三歲開始讀古書,至今沉思了五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