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症的神學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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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新病毒(COVID-19)在2019年底入侵中國,至今仍是不明起因,主要猜測包括:武漢的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禽畜病毒傳人、武漢的全國最高級研究病毒的P4實驗室或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CDC)漏出病毒、美國以病毒對中國進行生化武器攻擊或美軍參加武漢的世界軍運會時播毒幾方面。 最大分別是,第一個原因是天災(可含人禍) ,後者全屬人禍(可含政治着色成份)。

下文會以至今仍是主流說法,即禽畜體內病毒傳人,也就是天災結合某程度的人禍,進行神學探討。至於其他可能原因,有待事件日後成熟論證才探討。

天災涉及苦罪問題,初期教會早有探討。第二世紀教父愛任紐的解釋最具主導性,後在西方神學界形成Irenaean Theodicy(愛任紐神義論),嘗試為神創造完美的世界後竟出現苦難這一矛盾 (paradox) 作開解。此說得以發揚光大,有賴奧古斯丁這位對後世影響至大的教父,提出「自由意志辯護 Free Will Defense」 而成為西方神學論苦罪的主流。茲稍解如下:

上帝創造完美世界所指為何?西方神學歷代常有討論, 尤其在護教學方面。中世紀的神哲學家開出形而上學式辯解,如稱完美這一性質必須包含自由— 神創造的人若是完美,就一定包含自由才算完美; 人能自由地選擇跟隨神或不跟隨神,才是完美的創造。 可以說,人若沒有自由意志就是不完美的人,但人擁有自由意志就有可能破壞神完美的創造, 這一形態的破壞在基督教就稱為罪,就是人在自由下背棄神所定的真理標準。 再者,神設定這一種「可背棄神的自由」是具有問責性( 近代西方推動的道德解放正背道而馳)。其實早在聖經中,以色列人作為「神的選民」已清楚顯示這問責性:上帝會審判刑罰那些知道卻背棄其準則的人。 所以,屬上帝的人,若知罪而犯罪,罪責就比世人更重了。

回到中國的疫情,首先我們明白中國的文化傳統,不是西方的基督信仰傳統。 中國人對上帝真理的知悉,不像以色列人是來自啟示,而是來自良知並在道德實踐上察驗, 正如新儒學大師牟宗三著《道德的理想主義》自我定位。

誠然,中國傳統的道德觀有不少與聖經教導和西方文化有交集的。 茲從今次疫情舉兩例如下:

今次的新型冠狀病毒,很大可能與2002年的沙士同是從野生動物傳給人。中西專家主流之說是中華菊頭蝠乃原宿主,因為蝙蝠貼身群居以致排泄物內病毒互傳嚴重,或再經中間宿主果子狸穿山甲傳人。[i] 中國以農立國, 民以食為先,吃野味傳統至今仍大行其道;沙士後中國已禁野味而此疫後再策禁,可見當局認同野味在捕捉運售過程的污染日趨嚴重, 確是不衛生食物。 當然,這與以色列人至今仍守其律法傳統而禁吃不潔之物,不能相提並論( 筆者認為不潔之物在出埃及缺水清洗肉類下或有其需要)。所以,非猶太背景的基督徒視舊約此禁相對非絕對,可以說得通。 簡單說,國人宜禁吃野味不宜通向摩西五經「不潔之物」來解,這不涉絕對的真理,乃是衛生與健食問題。

另有說,今次疫情與隱瞞的「人禍」攸關,反映在武漢疫情爆發多日仍未公告天下且確診人數奇少,後經中央下令地方須實報疫情後,人數猛升並急須封城截疫,此後武漢染疫死亡率就七倍於國內其他地方(更有輿論偏向權鬥來解讀武漢疫情之久積惡化原因);再者,初期官方單位「荒報」疫症可防可控且不會人傳人,但期間李文亮醫生染疫身亡反證此說失實。(參明報 2020年2月14日B版譚新強黎蝸藤兩文)

事件反映,中西文化對說謊存在不同理解。西方重視 integrity (正直誠信)直說直話, 為此得罪任何人也在所不計。 中國人在這方面會結合其他因素一併考慮,論語子路篇有一段記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二人以「黨性」論直,孔子認為正直之道也包括兒子拒證父親偷羊罪, 這可理解為「守孝道分尊卑 」具有凌駕性。這種儒家道德觀日後擴大至品官如父母( 忽視人有罪性可使父母官變成貪官) 。 武漢一疫,就算從善意分析為官者自認家長對待百姓如父義母慈、視這沙士疑雲有碍過年(或維穩) 而合理化孔儒容許的「說謊隱瞞」,也顯得施政守舊而追不上現代性科學性。

以此反思,聖經雖有不少說謊的記述而沒有評價說謊本身,但可歸納為「說謊達(神的)義」這超越性來理解(讀者勿引申至 「違法達義」);神的義大別於孔說和此疫的「隱惡」—就算從最善意角度論也只是人的義。 這方面只能另文分解,不贅。

綜合而言,武漢肺炎被輿論視為「天災結合人禍」並加重後者,倒能減少「天災神本」(有違神愛)的傳統神學被攻擊;其實所謂天災這類病毒傳播本是自然界運作,如現代人可改飲食習俗避免染疫、減少破壞大自然令病毒傳播受控,就能免災或消災。此疫從積極看,可延至環保(大地)神學的研推和中式倫理神學的探究,也助化減神義論這西方形而上學式爭拗。


[i] 「零號病人」或健康的帶原者一直被廣泛揣測,就算嚴謹的學術性媒體也顯出「言外之音」,如發表於期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2020年四月號由Peter Foster 共4學者撰的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of SARS-CoV-2 genomes追查出:此病毒由原種A變B變C過程,確診者在中國以B為主而美國以A為主,源自蝙蝠傳人,但首位傳染人未明確。嚴格來說,就算能查出第一確診者只代表被發現第一人而可能有更早的未發現者(包括未發現地區)。但經劍橋大學網頁www.cam.ac.uk/research/news/covid-19-genetic-network-analysis-provides-snapshot-of-pandemic-origins報導時,就推定說成 “Researchers from Cambridge, UK, and Germany have reconstructed the early ‘evolutionary paths’ of COVID-19 in humans – as infection spread from Wuhan out to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 using genetic network techniques.”